许耀桐：《党内民主需要探讨的若干问题》，《改革内参》2009年第5期。

很无奈，由于我们不尊重历史，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一笑就是十年。如此奇谈怪论不一而足，充斥了我国教育、学术和传媒。

十六大之后，朱镕基新政反而被固化、强化、扩大化。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主要源于三个价格扭曲：第一，人民币价格扭曲。解决中国的分配问题可以理解为解决三个层面的分配问题：第一，回收非政府机构持有的征税权（马上止血）。精英能否成为改造历史的英雄，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人民是否需要英雄。中国金融实力的根本依托在于人民币的实力增强。

如果，为了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而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那就失去了经济改革的终极意义。为了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朱镕基新政采取了压低国内要素价格的权宜性措施，各级政府都在通过贱买资源招商引资。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上。

这种新改革共识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我们原来改革共识的基础上存利去弊，向前推进。现在许多人呼吁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来阻止增长率下滑。比如，一些人把以强势政府控制社会为主要特征，依靠巨型国企和天量投资实现GDP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提到 中国模式的高度，声称由于这种模式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得高铁建设和一些地方超高速增长等奇迹能够被创造出来。经过1989-1990年的曲折，1990年12月和1991年3月，邓小平在和一些领导人的谈话中，两次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见。

除投资外，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以下因素：改革开放解放了民间创业的积极性。经济经常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稍有闪失就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机。

吴指出，这种新改革共识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我们原来改革共识的基础上存利去弊，向前推进。二、一度被吹捧入云的某些奇迹真相正在逐步暴露，这使人们懂得靠强势政府、垄断国企和天量投资支撑的超高速发展和短期政绩，到头来，只是肥了一小撮贪官污吏，留给国民的则是高额的债务。如今，2012年已经接近尾声，离实现在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还有七年多一点的时间，基本上到十三五就要完成这一目标，任务重，时间紧迫。虽然每一次增长的大跃进，都带来了大灾难，但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认为大规模投资支持GDP高速增长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

而日本1990年泡沫爆破时已经是一个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了，中国的底子还很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还很低，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不能靠原创性的创新跟上世界上你追我赶进行创新的步伐，中国企业就无法保持自己的发展势头。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上，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讲到当时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三种意见，他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这两条加在一起，使得各级政府官员努力运用掌握资源的能力营造GDP增长政绩。

这种模式前几年声势显赫，对我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造成很大的威胁，但近来却显出颓势，因而出现了重振改革势头和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但中国理论界已经和世界隔绝了几十年，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不知道应当如何着手，所以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已有的改革试验，应当及时总结，适时调整，兴利除弊，加以推广。这几年中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尽其所能，采取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稳定，相当不容易。

只有把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结合起来，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顺利地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现在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和技术创新都达到了世界级水平。比如：从2010年开始，上海市国资委开始进行行业调整收缩的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把国有资本涉及的行业由79个减少到54个。用改革推动发展转型和产业升级《21世纪》：实现从适应性创新到原创性创新的转变对我国的经济转型至关重要，那么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吴敬链：过去我们常说，由于中国缺乏技术人才、缺乏技术积累，经济增长方式只能十分粗放。今年以来GDP增速下滑超出预料。中国受过训练的技术人才数量目前已经居于世界第一位。

当时最有吸引力的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四小龙的经验。21世纪初期以来，随着改革的停顿不前，寻租活动不断强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更为一些人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忽悠公众，提出另一种顶层设计提供了机会。

《21世纪》：注重改革顶层设计的同时，是否意味着否定从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和改革试验？吴敬链：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公众的呼声，已经在市场经济顶层设计的框架内采取了主动行动，进行了不少积极的改革探索。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主要靠资源投入（包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驱动的增长，另一种是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也称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或集约型增长模式。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改革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短期稳定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障碍《21世纪》：至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并不理想，您认为，为何会出现这种问题？吴敬链：首先，是因为存在认识方面的障碍。创新的动力来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得到的回报的一致性。现在再次提出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现在不少人认为中国改革从来没有明确的目标，一直都在摸着石头过河。除此之外， 1997年中共十五大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总体规划也有重要意义。

1986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一个价、税、财、金、贸配套改革的总体规划，准备在1987年推出 ，但后来整个改革因故被搁置了。在中等收入的发展水平上，如果找不到新的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我们就可能会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从1994年开始，中国根据《50条》的规划进行了大改革。在危机发生后，东亚各经济体表现各异。

吴认为，宏观经济两难困境下，一方面要采取稳健灵活的短期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加快向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这种模式，实质上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社会活动、压制市场作用和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通过对外开放和引进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高了生产效率。所以，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是解决增长模式的问题，或者如十二五规划讲的，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推动的城市化使大量原来低效利用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运用。为什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成为未来发展的主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现有的增长模式的弊端凸显，造成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只有全面改革才能打破发展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体制机制。现在的问题在于，新技术的产品化、产业化步履维艰，许多新技术死在摇篮之中，即使勉强转化成了产品，企业也长期做不大，新技术拖成了旧技术，企业也成了小老头树。

中国经济出现的上述问题，在本世纪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正如十二五规划所指出那样：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然而，当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愈是接近外国产业技术的一般水平，中国企业靠进外国装备和技术实现所谓适应性创新的空间就愈小。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